佛历二五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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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结夏安居考察

时间:2017-05-10

内容提要:敦煌冬安居资料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它证明,敦煌佛教不仅与印度律仪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更与中亚佛教律仪有深厚的历史关连。根据P.2807《七月十五日夏终设斋文》及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内容的记载,使我们得知敦煌佛教教团,同印度及中原一样,’在都司的组织及地方官府的参与下,每年举行管内僧尼结夏安居,并有解夏设斋活动。而冬安居亦是敦煌佛教教团年中行事之一,六时礼忏等构成了软煌佛教安居的主要内容。

 

作者湛如法师,1968年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博士后。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经卷P.3541《张善才和尚邀真赞并序》载:“遂乃灵图守行,冬夏不失于安居”。这一资料显示出,敦煌夏安居以外还并行冬安居。法国学者沙碗、伯希和早年即已发现,中亚佛教的一个特色,即是在夏安居之外有冬安居,亦即“坐腊”。

 

安居的梵文为varsika或varsa,巴利文Vassa,意译即雨季。也称为夏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结夏、坐腊、一夏九旬、九旬禁足、结制安居、结制等。安居之制始行于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其中婆罗门教的出家者(parivrajaka),每年中的8个月以云游的方式行脚于各地,其余4个月的时间,由于雨季的影响,在固定的场所安住。

 

①首那教也有在雨季止住(pajusan)的严格规定。②后来在居家檀越的建议下,佛陀令比丘等五种弟子结夏安居。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三记载:阿育王之子摩晒陀与所教化的诸比丘,在斯里兰卡的支帝耶山(cetiyagiri)迦那迦房(kantaka)坐夏3个月。③此后,南传佛教国家均按律制,而举行安居策修的活动。汉地佛教教团的结夏安居,与流行于迎湿弥罗(KasPiar)的萨婆多部(sarvasti-vadah)的《十诵律》及昙无德部(dharmaguptah)的《四分律》等广律传译有关。《出三藏记集》卷三载有秦司隶校尉姚爽欲请耶舍于寺中安居的记录。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中的《帝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是汉地国家皇帝最早以诏令的形式来参与僧团安居的执行,并以僧抵粟供备之文件。⑤安居的资料还屡见于敦煌文书,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系列文书及5.2911《四分律小钞》、5.6644《略钞本》等律制略抄本,依止上座、六时礼忏、为国祈福等成为敦煌寺院安居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晚唐五代后的禅宗,同样将结夏与解夏作为宗门丛林的年中重要行事,宗绩在《禅苑清规》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规定。⑥关于结夏安居的研究,1925年,.HV.Glasenapp对雨季安住期间,婆罗门教及首那教的上座师(acaryopadhyaya)与沙门弟子的住处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究。⑦1954年,早岛镜正先生出版了《初期佛教与社会生活》一书,专论了原始佛教的园与精舍等问题,并指出比丘居住形态的变化,为安居说法提供了冥想禅修的固定场所。⑧1962年,S.达陀在《印度佛教僧伽与寺院》(BuddhistMonksandMinasteriesofIndia)一书中,也对印度传统宗教的安居等进行了研究,对我们理解原始佛教安居制度的形成等问题,给予一定启迪。⑨1963年,佐藤密雄先生在《原始佛教教团研究》中精辟的指出:安居为比丘一年中专心修学的最佳时机,同一住处的比丘相互诵说经典,讨论律制,并对各自的疑问进行交流。然而,由于地缘及所学、持律相同等原因,在一定的地区则渐渐萌发了部派意识。因此,安居成为部派佛教形成的原因之一。

 

1966年,缘本启祥先生推出了大作《初期佛教教团史研究》,在第二章《僧院构造变迁与比丘生活》中指出:三个月的结夏安居,促进了比丘团体生活的发展。而布萨、自态及迩缔罗衣等仪式的制定,又比丘僧团的律制健全方面提供了契机。同时结夏安居的规定,促使比丘从云游行乞的头陀生活向永久定住的生活形态转变。⑧1980年,土桥秀高先生在《戒律研究》一书中,对敦煌出土的律藏略抄本进行了绵密的考察研究。而5.2911《四分律小钞》、5.6644《略抄本》等律典文书中,均有安居的若干规定。同时,又对各种略抄的年代及诸种版本等进行了判定,为我们使用与研究敦煌的安居资料,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85年,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下,《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出版,在卷二的《印度总述》中,季先生、王邦维先生等对印度岁时等作了详细的注释,并指出:各地的雨季不同而决定了各地安居时期的差异。

 

关于敦煌的《夏安居帖》,先是1961年,竺沙雅章先生于《敦煌僧官制度》中进行了录文和研究。1992年,谢重光先生在《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中,论及敦煌的僧官制度,并对P.3100《夏安居帖》进行了录文,认为敦煌僧官在处理僧团内部事务时,有着一定的司法权。教团通过监督僧尼做好夏安居等事宜,而体现了这一特点。此外,中村元先生的《原始佛教成立》、竺沙雅章先生在《敦煌汉文文献》等著作中亦对安居等问题,有过涉及与讨论。

 

结夏安居作为佛教僧团一年中的重要行事,是佛教律制生活的根本内容之一。国际学界对这一律制的关注,增进并激发了我们对敦煌佛教僧团安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即律藏对安居的时间、分配房舍、安居期间的修学内容等规定如何?而安居制度在汉地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异?敦煌佛教夏安居与冬安居的具体形态,反映了哪些敦煌佛教的地方色彩?敦煌的礼忏文与安居行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时时引起笔者的思考,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兹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律藏的“安居键度”与早期佛教的安居形态

 

 (一)内律关于安居场所与时间的若干规定

 

 1.1.原始佛教安居场所的演变

 

由于印度每年的夏季,受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屏障的影响,恒河平原的降雨量大增。河水上涨,对云游行脚的出家沙门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影响。加之雨季外出乞食行脚,容易踩杀虫类及草树的新枝。故此,印度的婆罗门教及首那教等宗教均有雨季安居的习俗。佛教亦沿用了雨季安居的宗教行事。对此,《五分律》卷十九载: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路。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居。众鸟犹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应行不行。常说少欲慈慈,护念众生。而今践蹈,无仁侧心、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何责已,告诸比丘:不应一切时游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安居。

 

《四分律》卷三十七的记录与《五分律》的内容大致相同:佛陀在舍卫城抵树给孤独园,六群比丘四季云游,逢雨季水涨,漂失衣钵、卧具、针筒等,并伤及生命。在外道及檀越的议论下,佛陀令比丘雨季安居。《十诵律》卷二十三,亦对佛教僧团安居的情况作了记载,但说佛陀在王舍城令比丘安居,而非舍卫城。

 

据《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九的记载,释迎牟尼成道后最初安居的地点为波罗捺的鹿壁移包。如:“尔时世尊,成道之后,在波罗捺鹿野苑内,通及佛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佛陀的第一次安居的时间,属于后安居。而从结夏与解夏的人数所发生的变化上看,安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为剃度沙门。

 

律藏中对比丘安居场所,并没有详细的规定。除露地及树上等不能遮挡风雨处之外,其它如树下、小屋内、山窟、自然山窟、树空中、依牧牛者、依客压麻油人、船上、聚落檀越房舍等地均为比丘安居的场所。④比丘的头陀生活,居无长处,在行脚中完善及庄严自己的道业。逢雨季来临,即在那里安居。但安居期间的住处与饮食等问题,成为安居前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从释迎牟尼一生安居的地点看,几乎以都会或聚落附近及故乡安居。其主要原因即食与住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现将佛陀一生安居的场所抄录如下:《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载:世尊于波罗捺国,而转法轮。初转此法时,多饶益众生。即于此夏坐,有益于摩竭陀国王。第二、三于灵鹜顶山、第五脾舒离、第六摩拘罗山为母故、第七于三十三天、第八鬼神界、第九拘苫毗国、第十枝提山中、第十一复鬼神界、第十二摩伽陀闲居处、第十三复还鬼神界、第十四本佛所游处,于舍卫抵树给孤独园、第十五迎维罗卫国释种村中、第十六还迎维罗卫国、第十七罗阅城、第十八复罗阅城、第十九拓梨山、第二十夏坐在罗阅城、第二十一还拓梨山中,于鬼神界不经历余处连四夏坐。十九年经历余处,于舍卫国夏坐。如来如是最后夏坐时,于拔抵境界毗将村中夏坐。

 

释迩牟尼成道以来的安居地点,除鬼神界一时尚无法考证之外,几乎以几大说法中心为主,以摩竭陀国、脾舒离、摩伽陀、舍卫城的抵树给孤独园、迩维罗卫、罗阅城等作为结夏的场所。其中,舍卫城的夏坐连续19年。这使我们看到,雨季安居的生活首先应得到檀越的支持外护。同时,安居的行事也逐渐在改变比丘的生活形态,对扩大早期佛教的影响及建立固定的佛教中心地,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佛陀与比丘弟子经常安居的场所,如舍卫城、灵鹜山、王舍城等地,均为印度佛教史著名圣地与佛陀的传法大本营。原始佛教的雨季安居,使僧团的住处从头陀行脚向固定居住方面转化。摩竭陀国是佛陀成道以来最早安居的场所,而竹林园即是瓶沙国王(seniya-bimbisara)对佛陀的供养。⑧佛陀与比丘则在园中的树下(rukkhamula)、山中(pabbata)、洞窟(kandara)、山洞(igirguha)、坟间(susana)、山林(vanapattha)、阿兰若(dran)等地安居,这与竹林园距离王舍城较近有直接关系。据《南传大藏经》卷四《卧具键度》记载:佛陀同意在王舍城的竹林园建立房舍,城中的富有长者在一夜间,为僧团建立了六十处精舍。主要以精舍(vihora)、半覆屋(addhayoga)、殿楼(pasada)、楼房(hammiya)、地窟(guha)、五种房舍(pancalenzni)等为主。《中阿含经》卷二十九也有佛陀与五百比丘于王舍城竹林园安居的记载。

 

而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者(Anathapizdika)效仿前者,在舍卫城(Savatthi)的抵多林(Jestavanz)建造精舍(vihara)布施给僧团。精舍的构成已经非常完备,如房(parivena)、库、(ko-ttha-ka)、勤行堂(upatthanasala)、火堂(aggisala)、食厨(kappiyakuti)、厕房(vaccakuti)、经行堂(cankamanasala)、井(udapana)、井堂(udakapanasala)、暖房(jantaghara)、暖房堂(jantagharasala)、小池(pokkharaniya)、延堂(mandapa)等。(十诵律》卷三十四中,更有十六重阁的记录。.印度佛教遗迹的考古调查等著作,亦证实了早期佛教僧院建设的完善。

 

安居场所的建立,无疑使佛陀及比丘的修道说法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佛教的教团发展与国王、富有长者及檀越的外护是密不可分的。南传佛教的《长部涅架经》载有佛陀在雨季安居对比丘的指示:寻找并依赖毗舍离(VeS一ali)近处的友人、知人、亲友来完成安居策修生活。我亦将去Belvua村安居。

 

(samantaVesalimyatha-mittamyatha-sanditthamyatha-sambhattamvassamupetha,ahampa-naidheveBeluva-gamakevassamupaggac-chami)。

 

这种分散式的安居生活,应是原始佛教僧团较早的安居形态。过分的集中安居,对食住等问题的解决,都有一定的难度。精舍的建设与富有长者的归依佛陀及国王的护持,则直接促进了集中式生活的产生。而集团性的生活是僧院建立、僧团学处的制定、完善僧团的关键所在。自悠、说波罗提木叉、分衣等制度均在安居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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