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佛教
时间：2016-08-22
湛如法师：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佛教
为探索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佛教在文明互鉴、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及影响，2016年8月21-23日，广州华林禅寺召开“西来初地·华林禅寺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法师作了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尊敬的黄心川先生，光明法师，各位法师，诸位专家学者：
因缘殊胜，众缘和合。由广州华林寺主办的西来初地-华林寺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会议如期召开，云来海会，在此，受会领导的委托，仅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以下是我发言，与大家交流。
自东吴黄武五年（226），孙权将合浦分出交广二州后，广州一直是重要的港口，到唐代更是有“广州通海夷道”之称，唐代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沿这条路线航行的途次、 航期等，由此可见，广州是外国人从海上入唐的重要港口，佛教也随着这些商人传入中国，近现代从梁启超到郑彭年等人，甚至认为佛教从海路传进中国的时期比从陆路更早。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以时间段而言，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佛教的影响大致经历两个阶段：魏晋南北朝以西域僧人为主的传译，隋唐时期以中国僧人为主的弘法。
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西域僧人为主的传译时期。佛教何时传入广州，现在并无定论。《高僧传》记载康僧会在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邺之前，吴地已经“初染大法”。安世高的神异记载中，更是在广州两度游化，可见至迟到东汉末年，已经有梵僧随着海路出现在广州。这些僧人刚来东土传法，经典未备，所以他们进行的工作大多是译经。到了魏晋时期，根据《历代三宝记》等材料，可知有支疆梁接、疆梁楼至、迦摩罗、耆域、昙摩耶舍、支法防、竺难提7人在广州译经传法。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昙摩耶舍，《高僧传》中说他尤善律典，《光孝寺志》载“东晋安帝隆安中，罽賓三藏法师始创为王苑朝延寺，又曰王园寺。法师名昙摩耶舍尊者，东游震旦，就此建立大殿五间，随此寺奉敕译经，武当沙门慧严笔授。”他在广州总共传法译经约12年时间，弟子无数，对广州佛教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到了南北朝时期，更多西域僧人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有材料可考的就有14名外国僧人。其中有如僧律等，在此兴建道场的西域僧人，也有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还有如杯度等神异的外国僧侣。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三位高僧。第一位是僧伽跋多罗，他于齐永明六年（488）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善见律毗婆娑》，并于次年安居后，在此律最后加上一点，成975点。这就是佛教中著名的“众圣点记说”，我们现在沿用的佛历，都是从此而出。第二位是菩提达摩，达摩从广东登陆后，在广东传教，但是并不成功，《续高僧传》中记载他“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数次迁移，到了魏地才安定下来传播禅法，成为禅宗初祖。第三位是真谛，他应梁武帝派往扶南的使者张祀之邀，于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携带经论梵本抵达广州，在广州停留不到两年，奉旨北上到达建康。天嘉三年（562），自梁安郡（今福建泉州南安）泛海西归，遇风暴漂至广州，这是他第二次到广州，此后他便在广州译经至去世，一生共译经64部，对岭南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人研究表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共译经29部，其中番禺总计译出佛经23部，粤北始兴译出6部佛经，说明广东的译经道场主要集中于番禺（今广州）。此外，在寺院分布上，番禺共有16座寺院，粤北始兴10座，罗浮山4座，这与译经道场分布相符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海上丝绸之路而至的外国僧人在广东或讲经传法、或译经建寺，使得广州成为与长安、洛阳并列的三大译经中心。中国僧尼则或是求学于东来域外僧人、或是帮外国僧人译经，或拜外国僧人为师而出家，这说明外国僧人在早期的广东佛教中，起了主导作用，而中国僧人则处于从属地位，起的是辅助作用。
第二阶段是隋唐时期以中国僧人为主的弘法。这一时期经过广州，明文可查的西域僧人有：崛多三藏、弥伽释迦、极量、金刚智、不空、般若三藏、莲华。与之前西域高僧在此译经不同，此时到达广州的西域僧人，多将广州做一个中转站，北上前往长安、洛阳译经。究其原因，先有玄奘从印度取回大量经典，获得唐太宗支持在长安翻译，后有义净、菩提流支获得武则天支持在洛阳、长安译经，天下高僧纷从，因此广州在七世纪之后，不复译经盛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州的外国僧人有所减少。
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对天宝九年（750）的广州有一句记载：“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 说明当时广州拥有大量来自印度的僧人，以致于要单独为他们建立寺院，令其居住。其他史料也证明这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唐代房千里的《投荒杂录》中记载：“番坊在城西，建有怀圣寺及光塔，正当南濠东岸，为番舶码头区，有番巷，并有蕃氏管理蕃坊事” ，外国人在中国聚集一处，甚至形成了城坊，足见其多。
广州虽然不再是译经中心，但是作为最早接纳佛教的地点，其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已经完成，到八世纪之时，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氛围。其中禅宗就是重要代表。上文提及，达摩在广州登陆建立西来庵，他见南方之人重义理轻禅教，北度至魏大兴禅教，在他离开之后，众多中土的高僧将广州当做前往印度的必经之地，仅仅《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记载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四十年期间，前往印度求法僧人总共60位，其中经海路前往者38人，占据63%比例。
广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僧、梵僧往返中国的重要支点，这些僧人，大多都是名动一时的人物，他们在广州的停留，必然会为广东的佛教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发展。到了八世纪，六祖慧能选择与初祖达摩相反的路线，回到南方，与广东佛教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而南宗禅法的简历，不仅得到中国人的承认，甚至了崛多三藏都从他学习禅法。
这一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僧人对教义吸收的完成，广东佛教的主导地位转移到中国僧人手中，甚至出现西域僧人拜中国僧人为师的例子。特别是禅宗的创立，将广州从译经中心更进一步转为传法中心。
综上所述，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典不完备，传法的主导权在外国僧人手中，中国僧人处在一个辅助地位。隋唐时期，因为中土高僧往西域求法，大量的僧人涌入广东，令当地的佛教事业迅速发展，到八世纪之时，以禅宗为首的中国宗派成为广东传法的主要力量，传法的主导权转移到中国僧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