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如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少布萨文及与布萨相关的唱导文。对布萨文进行研究，是我们深人探讨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的关键所在。同时敦煌本布萨文又是唐宋时期佛教律仪制度的珍贵资料，通过对《四分律》、《天台菩萨戒仪》等相同文本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印度佛教律制与中国佛教律制互动的结合点，而敦煌的布萨文资料使我们探寻这种结合点成为可能。此外，研究敦煌本布萨文，对我们研究敦煌文学中的唱导、变文及敦煌的人文背景均有着重要意义。

 

土桥秀高先生在《戒律研究》一书中，对敦煌布萨文进行了录文与研究。①冉云华先生发表了《敦煌本大乘布萨文》，对这些文本的中国特色作了引人人胜的阐发。②以此胜缘为契机，本文拟从一新的视角加以探索，即是从印度、汉地及敦煌布萨文、布萨次第的比较研究中，作一新探。

 

布萨的原语为Posadha、upavasa、upavasatha、posatha、uposatha等，音译为埔沙他、褒洒陀、优波婆沙、布萨陀婆等，意译为长养、善宿、净住、长住、近住、共住、说戒等。《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解释为:“长养善法，持自心故”，“增长善法，净除不善”。③《毗尼母经》释为“断一切不善法，名布萨义，清净名布萨”。④布萨是古印度沙门社会的共同行事，源于婆罗门教的吠陀(Veda)祭法。在新月祭(Darsamasa)、满月祭(Pauma masa)的圣日前夜，祭主以诸多赞歌咏叹供养。⑤《百道梵书(SatapathaBrahmana)》载:婆罗门教的行者在新满月的前日，准备火舍(agnyaghara)，断食或节食而行清净戒行，等待梵神的降临与之共住，为与梵神共住而持禁戒(Vrrta)名为斋日，亦称Pavasatha，即布萨。⑥这种起源于婆罗门教的宗教礼仪，在非礼仪主义者的耆那教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远离日常琐事(vyapara)、不净行(abrahma)、人布萨舍(posadha-sala)等四禁忌。⑦

 

根据《律藏大品•布萨键度》载，释迎时代的印度，所有外道梵志都在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举行布萨集会。佛陀在摩竭陀国王洗泥瓶沙(Seniya一Bimbisara)的建议下，成立了布萨制度。⑧佛教早期的布萨制度即有出家与在家两种。《增一阿含经》卷24载，每月的斋日四天王及其眷属下界巡查善恶，⑨居家信众于每月的六斋日，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并在僧众的住所听闻佛法。⑩

 

此后，布萨在佛陀的制定下，逐渐成为佛教僧团的半月自恣羯磨。布萨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定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检阅、发露忏悔，使僧团和合清净与自新纯洁，达到正法久住世间。《波罗提木叉经》为布萨的主要内容，现在佛教僧团的说戒以《梵网经》及《四分戒本》为主。汉地的布萨制度始于东晋之际的道安，齐文宣王亦撰有在家布萨仪轨，⑪但已失传。

 

关于布萨问题的研究，1960年以来，主要是日本学者做了大量工作。⑫关于敦煌布萨问题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土桥秀高先生1980年推出的力作《戒律研究》，书中对斯坦因本菩萨戒仪与八关斋戒仪等一系列敦煌律典文书进行了周密的考证与解读，增进了我们对敦煌佛教斋戒制度的了解。⑬

 

1991年，冉云华先生在《敦煌本大乘布萨文》一文中，提出了大乘布萨文是综合散文与韵语、戒律、教义、音乐与表演法事的手册等精辟观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敦煌佛教的布萨仪轨，给予了重要启迪。⑭

 

1996年，姜伯勤先生在《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中指出:“敦煌佛教的半月说戒，除了精守戒律之外，并为世俗家国祈福，体现了大乘佛教僧俗共同救度的特点。”⑮

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我们再就敦煌的布萨文与布萨次第进行探究。

 

 

布萨羯磨是敦煌佛教教团的月半行事之一。敦煌文献中现存两种布萨羯磨的内容，即大乘布萨与声闻布萨。《布萨文》及《唱导文》等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敦煌佛教布萨羯磨的若干信息。S.543《大乘布萨维那文》、P.3228《菩萨唱道文》、列本135l(大乘布萨文》，均记载了布萨程式与次第。为研究方便，现将P.3228全文抄录如下：

 

菩萨唱道文菩萨大士普云集，凡夫佛子众合和。微妙香汤沐净筹.菩萨度众生。敬白:佛子等合掌至心，听此南瞻部洲萨诃(娑婆)世界，今于大宋国沙州灵图寺僧伽蓝所，于申年七月月尽日，我本师释迪牟尼佛如法弟子，出家在家二众等，自惟生死长劫，乃由〔不〕遇无上慈尊，今生若不发出离之心，恐还流浪。故于是日，同崇三宝.偈仰大乘，众共宣传菩萨戒藏。惟愿以此功德，资益龙天八部，威光自在。帝主圣化无穷，太子诸王，福延万业。师僧父母，常保安乐。见闻随喜，宿障云消。恶道三途，灾殃殄灭。回此功德，誓出娑婆。上品往生阿弥陀佛国。诸佛子等谛听，此菩萨戒藏，三世诸佛同说，三世菩萨同学。汝等诸佛子，从今身至佛身，尽未来际，于其中间，能舍邪归正，发菩提心否?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否?能持菩萨戒，行菩萨行否?能回生净土、誓愿成佛否?诸佛子等谛听，众中有未发菩提心、未受诸佛大乘戒者出。三说。诸佛子等谛听，外清净大菩萨摩诃萨入。三说。诸佛子等谛听，众中有未发菩提心，未受诸佛大乘戒者已出。一说。外清净大菩萨摩诃萨已入。一说。内外寂净，无诸难事，堪可行筹，广作布萨。我比丘戒善为布萨，故行筹。惟愿上中下坐，各各端身正意，如法受筹。三说。并受嘱受人筹，诸佛子等谛听，次行在家菩萨筹。三说金光(刚)无碍解脱筹，难逢难遇如今果。我今欢喜顶戴受，一切众生亦如是。具足清净受此筹，具足清净还此筹，坚持禁戒无缺犯，一切众生亦如是。诸佛子等谛听，此一住处一布萨出家菩萨若干人，在家菩萨若干人，都合若干人。各于佛法中，清净出家，合和菩(布)萨，上诵(顺）佛教，中报四恩，下谓（为）含识。各念阿弥陀佛，一切普诵。诸佛子等谛听，众请比丘某甲为众诵戒师，比丘某甲梵音戒师升高座。

 

P.3228《菩萨唱道文》中，可以看见10世纪左右沙州灵图寺菩萨戒的说戒仪式及若干特点，即本件文书半月说戒的内容与《梵网经》第37条的“若布萨日，新学菩萨半月布萨，诵十重四十八轻戒时，于诸菩萨形象前，一人布萨，即一人诵。若二人、三人至百千人，亦一人诵。诵者高座，听者下座”的规定相符。但《梵网经》中并没有列举整个布萨羯磨的具体程式。而P.3228《大乘布萨仪轨》则更进一步将诵戒的程式系统化，亦说明布萨者均为已发菩提心的出家及在家二众组成，请已受菩萨戒的清净比丘诵戒。在家菩萨戒者亦可在近处的寺舍作布萨羯磨，如义寂在《菩萨戒本疏》卷下说:

 

菩萨僧尼至半月应两边布萨，诵大小二本，不者轻垢。在家菩萨，若家内有净室，半月应自诵，若无者，由旬内寺舍作菩萨布萨，则应往听，都不者轻垢。若自家谊迫。及由旬内无菩萨会集者，不犯也。⑯

 

可知在家与出家的共同布萨见于律典的规定。宋代与咸曾注释《菩萨戒经》，在书后附有半月布萨法事，是现存较为系统并单独成篇的布萨程式。⑰天台沙门明旷在《天台菩萨戒疏》卷下亦对布萨的仪轨次第进行了说明，内容同P.3228惊人地相似。⑱

 

而南山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阅行事钞》卷上之四谈及布萨时的一般注意事相，对行筹及洒扫僧院等作了规定，⑲但并没有具体的说戒仪轨。日本学者谦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教仪礼》一书中，收有长白沙门月壁撰集的《优婆塞菩萨戒诵戒仪式》，详细规定了优婆塞诵戒次第，许多偈语及香赞与现代通用的偈赞相同者甚多。月壁原系何人，尚待考察，但观其内容构成应为明代以后的事。冉云华先生所录写的列宁格勒本《大乘布萨文》中，对布萨程式的规定极为详细。现根据上述资料将各种文献中的大乘布萨仪轨表列如下，以观察其异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P.3228、S.534、列本1353与天台明旷的《菩萨戒本疏》及宋代与咸的《半月布萨法事》中的布萨次第相当接近，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明旷《菩萨戒本疏》及咸的《半月布萨法事》均以鸣钟人堂开始，P.3228、S.534两种则分别以宣说布萨时间及人堂偈为法会的开端，而列本以确认布萨法位为始。

 

原始佛教僧团的布萨地点并没有固定，《五分律》卷18记载了从露地布萨到堂舍布萨的转变过程，亦有檀越新居落成请比丘前往布萨的情况。⑳《四分律》卷35曾以白二羯磨的形式来决定说戒的地点。如:

 

诸比丘不知当于何处说戒。佛言:听作说戒堂白二羯磨，作如是白。当称名处年，大堂、若阁上堂、经行堂、若河侧、若树下、若石侧、若生草处，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到时僧忍听，在某甲处作说戒堂，白如是。大德僧听，今众僧在某甲处作说戒堂，谁诸长老忍，僧在某甲处作说戒堂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听在某甲处作说戒堂竟，僧忍默然故。○21

 

《四分律》记载了佛陀令比丘以白二羯磨的方式来征求说戒的地点，此时的说戒堂并非指具体的建筑场所，布萨时方便、众僧欢喜即可结界为说戒堂。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则指出，布萨行事应在说戒堂，即寺院中的讲堂或食堂进行。○22上引的各种文献，几乎都以说戒堂为月半的说戒地点。但原始佛教以白二羯磨来决定具体说戒场所的，至少在道安时代，汉地的说戒是在寺院中的固定场所举行的。

 

但是作为大乘布萨的仪轨，敦煌文献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其中，列本1351最为系统，将布萨的行事次第规范化。从明确出席者的资格到维那的主持及整个行事的进行要点，都有说明。按列本的记载，整个布萨行事的过程有五点:一者行香水净手，二者行香供养三宝，三者行筹确认人数，四者诵戒识是非，五者唱戒竟梵音唱讫，大众欢喜，作三礼而去。#p#副标题#e#

 

以下两件文书有入堂偈，其内容不同：

 

P.3177

大众合和乐

合和无竟争

合和则有法

常得勤循道

能合和诸贤

一切受天乐

 

S.543

持戒清净如满月

身口皎洁无瑕秽

清净合和无违净

尔乃可得同布萨

 

入堂偈文字不同，但均强调清净合和的重要性，即在进入布萨堂时，由维那唱言，说明半月布萨对于僧团清净合和的作用。列本无此偈，而是直接由净水偈开始。据《摩诃僧祇律》载:“若欲诵时，当先净洗手已，捉筹，若有香汁浴之亦得，余人欲捉筹者亦复如是。”○23大众部的律藏说，只是在行筹之前，为了整个布萨行事庄严，而以净水或香汁洗手。而列本则用长达16句的偈语形式来说明净水的功用与功德，与咸的法式及P.3177仅四句揭语。三种文献所记香水偈文如下:

 

八功德水净诸尘

灌掌去垢心无染

执持禁戒无阙犯

一切众生亦如是

 

P.3177

八功德水净诸尘

灌掌去垢心无染

执持禁戒无缺犯

一切众生亦如是

 

八功德水洗诸尘

灌掌去欲表裹清

若能如法修行者

斯人皆耶向八政

法水心常持受

未曾得值菩提水

洗去六尘入三昧

漏尽神通度生死

......

我今灌掌诸菩萨

一念空虚皆震动

地狱众生皆解脱

 

与咸的法式与P.3177完全相同，列本除了同前两种一样强调八功德水的重要，还突出了净水灌掌与一念空虚的作用。这里的水之功德，是指水代表着清净无染，为身的清净，而布萨说戒是心的清净。列本更明确了菩萨戒的精神，将此水喻为菩提水、法水、阿褥达池的忍辱水，并说在灌掌清净的刹那与他界众生解脱的大乘思想。其次，行筹在律藏中有着明确的规定。而律中以檀越布施时不知僧数的原因，佛令行筹数知。《五分律》卷18则以布萨时为了清点僧数及外来比丘后到的多少而行筹。下座比丘或年轻比丘为行筹者，一人发筹并且收筹，杂乱或不清的现象时有发生，佛陀又令二人合作行筹，这是来自弥沙塞部的，○24而由沙弥或守园人鸣椎集众。关于行筹偈，P.3I77有浴筹偈、还筹偈与P.3228及道宣的《行事钞》、与咸的《布萨法式》所记相同。而列本则是以16句偈语的形式说行筹偈，并没有浴筹与还筹的分类。如受筹偈：

 

金刚无碍解脱筹

难逢难遇如今果

我今欢喜顶戴受

一切众生亦如是

 

金刚无碍解脱筹

难逢难遇如今果

我今欢喜顶戴受

一切众生亦如是

 

道宣《行事钞》

金刚无碍解脱筹

难逢难遇如今果

我今欢喜顶戴受

一切众生亦如是

 

与咸《布萨法式》

金刚无碍解脱筹

难逢难遇如金果

我今欢喜顶戴受

一切众生亦如是

 

P.3228将受筹偈与还筹偈合在一起，与咸的《布萨法式》则只有受筹偈，道宣的《行事钞》○25与P.3177则明确分有两偈。其还筹偈为:

 

 

列本的内容有与上述四种相同之处，亦对受筹的功用作了说明，强调如法受筹的重要性。P.3228、S.543两件文书均在受筹及还筹之后，宣布出席者的人数。即:“诸佛子谛听，此一住处一布萨，出家菩萨若干人，在家菩萨若干人，都和若干人。各于佛法中清净出家，合和布萨。上顺佛教，中报四恩，下为含识。”P.3177缺此句，列本有类似的内容。同时，列本将还筹后的细节叙述得更为详尽。如“行竟授筹与维那，人还坐，维那得筹数，知头数。维那打静作如是言：大德菩萨僧听，出家菩萨有若干人，某甲为上座。在家菩萨有如许，某为上座’。列本的这一记载使我们得知，维那作为布萨会的主持人，不仅宣布布萨的进行次第，同时也由维那选出两众的上座。#p#副标题#e#

 

除列本之外，其他几件文书在正式说戒之前，只是说请梵音戒师升座。S.543将请戒师的内容规定如下:“持坐具至上座前，白云今白月十五日，如是月尽即云黑月，众僧和合布萨，请上座为众诵戒。次座亦准上白，请戒师已。鸣槌。”即在维那统计人数之后，由一人持具礼请戒师，说明说戒的时间及现前和合，无诸杂事。最后维那当众宣布，由清净比丘某甲升座诵戒。列本在此处，还有对说戒师的香炉及香花供养的记载，并直接说明了诵戒的具体内容为菩萨大乘戒，即《梵网经》S.543、P.3228、P.2807等文书布萨回向的内容大致相同。如P.3228《菩萨唱道文》载：

 

……帝王圣化无穷，太子诸王，福延万业。师僧父母，常保安乐。见闻随喜，宿障云消。恶道三途，灾殃殄灭。回此功德，誓出娑婆。上品往生阿弥陀佛国。

 

回向的内容与律藏中的记载不完全相同，如明旷在《天台菩萨戒疏》卷下说:“上顺佛教，中报四恩，下为含识，各念阿弥陀佛，一切普诵。’○26而敦煌文书则突出了对帝王的祈福及将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安养世界。对此，冉云华先生认为，与王权高涨及净土教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27大乘布萨仪轨中内容的变化，是印度佛教律仪制度在汉地流传时与本土思想结合的结果。对国家及帝王的祈福，揭示了中国佛教教团与王权的关系，也表明中古及五代至宋初的王权对佛教教团的直接影响。如果说印度佛教的律仪制度以出世为本怀，以个人解脱与同体解脱为究竟的话，那么，中国佛教的大乘精神则以人世为本，将利他与普济的主张视为菩萨道完成的重要内容。

 

印度原始佛教布萨之时，对信众说法及授受八关斋戒。○28最初的布萨，应允许在家信众参加，因为教授波罗提木叉的内容仅为警策大众的精进而已。而随着制立学处的建立、威德波罗提木叉的说戒，在家信众则不适合出席。八关斋戒是戒法之一，亦称为近住律仪。《受十善戒经》中说:“八戒斋者，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定出家法。”○29《增一阿含经》中于布萨日对在家信众说法作了记载：

 

善男子、善女人，于月十四、十五日。说戒持斋时，到四部众中，当作是语:我今斋日，欲持八关斋法，唯愿尊者，当与我说之。是时四部之众，当教与说八关斋法。○30

《增一阿含经》卷38中亦有:“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八日、月十四、十五日，往诣沙门，若长老比丘所，自称名字，从朝至暮，如阿罗汉持心不移不动。”○31每至布萨日，在家檀越往寺院从尊者或长老顶戴八关斋戒法。在举行授受八关斋戒法的同时，亦有讲经等活动。佐藤密雄先生指出:布萨羯磨时的说法，成为一般人生长信心与增长知识的一种机会，并使布萨羯磨亦有说法传道的倾向。○32

 

《四分律》卷17则直接指出布萨说法的时间与内容，如:“佛即听布萨说戒……听月八日、十四日说法，十五日布萨。诸比丘不知应说何法?以是白佛。佛言:应赞叹三宝、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为诸施主赞叹诸天’，○33.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为信众说法及传授八关斋戒，而月半则布萨说戒。印度佛教的这一定例行事，亦在敦煌文书中见其记载。

 

土桥秀高先生曾指出:王重民先生所编的《敦煌变文集》下集P.2931号正文中有解脱“净持戒”、“僧伽”的经文，S.6551号中有“升座已了”、“先念偈”、“梵香”、“称诸菩萨名”，并将三归、忏悔、受五戒作法写人讲经文。可以看到佛教的作为原始性法会之布萨向现代佛教徒所举行法事的一种推移。○34

 

布萨羯磨会在印度佛教教团为僧伽和合的说戒制度，目的为正法久住，僧团的全体清净。其他印度宗教的布萨制度，也大致与此相同。布萨说戒是僧团的日常行事，并在和谐、民主议事的情况下完成。而在中国，则将僧团说戒的清净功德回向给帝王，这种情况在中国佛教律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被确定下来。通过对敦煌大乘布萨的研究使我们不仅看到中印佛教律制仪轨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中印佛教教团与王权关系的不同。

 

 

在敦煌文书中，关于声闻布萨的资料并不多见。现存的S.543、P.2680等文书，大致反映了声闻布萨的次第与特点。整个布萨过程，几乎直接沿用《四分律》的规制，将律藏中的说戒次第简约化。

 

原始佛教的制戒与结戒，均在半月布萨时逐一诵出，便于僧团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达到法门清净庄严的目的。在布萨会说戒之前，忏悔是关键所在。所有的戒经均有此项内容，如《四分戒本》载：

 

诸大德!我今欲说波罗提木叉戒，汝等谛听，善思念之!若自知有犯者，即应自忏悔，大犯者默然。默然者，知诸大德清净。若有他问者，亦如是答。如是比丘，在众中乃至三问，忆念有罪而不忏悔者，得故妄语罪。故妄语者，佛说障道法。若彼比丘，忆念有罪，欲求清净者，应忏悔，忏悔得安乐。○35

 

在说戒之前，三问清净，即为“说波罗提木叉序”。在说波罗提木叉的过程中，每诵一类学处，均对大众发问:“是中清净否”?不断提醒全体比丘，时时返观自己。布萨的主要内容是以波罗提木叉为骨干，为了整个布萨会的庄严，亦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说戒仪轨。印顺博士指出:现存的不同部派、不同诵本的戒经，都分为三部分，即序说、正说、结说。○36其中，正说部分，在上座部系统的戒经中，分为八种:

 

波罗夷(parajikadhamma,parajikadharmah;pl)

僧伽婆尸沙(samghadisesadh,samghavasesa dh.)

不定法(Aniyatau-dh,p.aniyata-dh)

尼萨耆波逸提(Nihsargika-pratyantika-dh,p.nissaggiya-pacittiya-dh.)

波逸提(pacittiyadh,pratayantika dh.)

波罗提提舍尼(patidesaniyadh.pratidesaniya dh.)

众学法(sekhiyadh,sambahulahsaiksa dh.)

灭净法(Adhikaranasamatha-dh,p.adhikaranasamatha-dh.)

 

大众部又增补“法随顺法”，共分九法。而每法复分为三段:1.标名起说，2.别说学处，3.结问清净。在诸种戒本中，《四分戒本》、《解脱戒经》、《根本有部戒经》中的布萨仪轨部分成立较晚。其布萨次第是：

 

1.明佛所教，2.策励精进，3.问答合集，4.归敬赞叹，5.布萨作白，6.说序问清净，7.正说部分，8.结说劝学，9.七佛偈，10.结说圆满，11.回向。

 

《解脱戒经》为饮光部(Kasyapiyah)的诵本，《四分集》为法藏部(Dharmaguptah)的诵本，同属于分别说系价《四分戒本》以“稽首礼诸佛，及法比丘僧。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37等12颂开端，强调说明演说毗尼的意义，并以多种比喻指出持戒与毁犯的各种得失，而《四分戒本》的12颂是从《四分律》中的46颂缩写而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四分戒本》回向颂为“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38《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回向颂的最后两句说:“福利诸有情，皆共成佛道”。○39这种将回向功德施与一切众生的精神，是《四分戒本》契合大乘佛教的根本所在。#p#副标题#e#

 

敦煌声闻布萨文的S.543、P.2680、S.5522等文书，在内容上大致相同。属于声闻说波罗提木叉的正说前的仪式次第，均以比丘某甲，梵音戒师升高座为止。与《四分戒本》记载不同，而是以《四分律》等律藏为基础，并参照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网行事钞》而编撰的简化布萨次第。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10的《说戒正仪篇》中，○40综合诸部律藏，将布萨的次第分为10项:

 

1.前须处所:说戒堂一讲堂或食堂。

2.众具:由年少比丘负责准备说戒堂，灯、水瓶、坐具香花等用具。

3.说戒日:上座白僧令知，维那打静告知:今黑月十四日众僧和合，某时某处布萨。

4.鸣钟集众:大僧、沙弥分堂说戒，由沙弥行筹。并说闻钟偈，恭敬具仪，次第而坐。

5.明供具:由沙弥净人等用花等庄严高座。

6.明维那行事:在年少比丘三五人的协助下，办理各种威仪。

A.取香汤及水，次第洗手。

B.持香汤至上座前，取筹浴之。说偈:罗汉圣僧集，凡夫众和合，香汤浴净筹，布萨度众生。

C.次第行水，各说八功德水偈。

D.行手巾，左手持上，右手持下，并行香汤，各说香汤偈。

E.维那在上座前打静处，三次打椎。初次说:众中谁小小者收获。有云并供养收筹者。次打椎唱云:大德僧听，外有清净大沙门人，三说。又打椎云:大德僧听，此众小者已收获，未受具已出，外清净大沙门已人。内外寂静，无诸杂事，堪可行筹广作布萨。

F.上座说受筹偈。

G.维那说还筹偈。

H.上座数筹:

L.维那打椎云:行沙弥筹。

J.维那至上座所跪取筹数，上座告云:僧有若干，沙弥若干，都和若干。

K.维那打静白:此一住处一布萨，大僧若干，沙弥若干，都和若干人。各于佛法中清净出家和合布萨，上顺佛教，中报四恩，下为含识，各诵经中清净妙偈。沙弥别处说戒。

7.请说戒师:

A.维那具足威仪首请上座说戒，若上座年迈，次座应诵，若次座不便，由上座推任某甲比丘，而不次第问之。

B.维那宣布某比丘为僧诵戒，梵音某甲律师升高座。

C.比丘某甲四面礼僧并云:小比丘某甲稽首和南敬白众僧，僧差诵律，恐有错误，愿同诵者指授。

D.某甲比丘一礼升座。

8.明供养说戒法:维那以净水供养，梵叹作之。

9.明问答法:为比丘尼说教诫。

10.明说戒竟法:

A.若至略教已，当更鸣钟令沙弥集。

B.诵戒师礼众僧足下，敬谢诸僧。

C.众僧说自庆偈:诸佛出世第一快，闻法奉行安稳快，大众和合寂灭快，众生离苦安乐快。

D.礼毕取散。

 

我们不难看出，道宣在《行事钞》中，对声闻布萨行事次第的规定，已经规范化与系统化。道宣主要以《四分律》为核心，并参照其他广律而撰写的布萨次第，对中原、敦煌及唐以后的布萨次第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与咸的《半月布萨法事》中，就以大众跪说庆快偈而结束。○41而敦煌佛教的布萨文5.543、P.2680等在内容上，仅仅为道宣的布萨次第的第6项与第7项。严格地说，这些文书应定名为维那唱道文。现将P.2680一16《声闻唱道文》文书抄录如下:

 

声闻唱道文罗汉圣僧集，凡夫众和合，香汤沐净筹，布萨度众生。大德僧听，众中谁小小者收护，三说。大德僧听，外清净大沙门入，三说。大德僧听，众中小者已收护，外清净大沙己入。内外寂静，无诸难事，堪可行筹，广作布萨。众差我假名菩萨，比丘某甲谓布萨，故行筹。惟愿上中下坐，各各端身政(正)意，如法受筹，三说。并受嘱受人筹，大德僧听，次行沙弥筹，三说。大德僧听，此一住处一布萨。大僧若干人，沙弥若干人，各于佛法中，清净出家，和合布萨。上顺佛教，中报四恩，下为含识，各诵经中，清净妙偈。大德僧听，众请比丘律师某甲，为众诵戒。比丘某甲，梵音戒师升高座。#p#副标题#e#

 

P.2680的内容，仅为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所列的布萨次第的第6项与第7项而已，为道宣的布萨次第之略写。又据S.2146一3《布萨文》文书中载：

 

(前略)唯原以斯白业，五蕴福因，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即愿福德逾增，威光转盛，消除疫厉(疠)，利乐生灵。三边无变怪之忧，百谷有丰登之乐。又用功德奉资圣神赞普，伏愿明斋舜宇(禹)，靡叶尧汤。补恩惠于八方，视芥黎于一子。次用功德庄严我节儿上论，伏愿荣高往岁，庆益今辰，此用庄严都督杜公，惟福逐年长，寿逾金石。然后散沾法界，普及有情。

 

S.2146《布萨文》的记载，则更突出了敦煌布萨文的特点，即为官府祈福。这一类的功德祈愿内容，不见律藏及道宣的《行事钞》，而是布萨制度在流变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它反映了敦煌佛教僧团的律仪行事与世俗祈愿等相关利益的结合。将律藏中的“上顺佛教，中报四恩，下为含识”的回向对象，直接归为“圣神赞普”、“都督杜公”等人。这一类的《布萨文》，从广义上讲，应属于布萨祈愿文或布萨回向文。

 

 

据S.达陀在《印度佛教僧众与寺院》(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一书中的研究，布萨制度为印度吠陀(Veda)时代以前的宗教习俗，在新月与满月之时，举行祭式，并为当时的云游者普遍接受。○42同氏又在《早期佛教王朝》(Early Buddhist Monachism)中指出:布萨制度被佛教吸收后成为比丘间凝聚与团结的纽带。这一研究表明，布萨起源于印度传统宗教，对于佛教僧团来说，这种“会议”形式已经成为僧伽和合的重要行事。龟兹的佛教石窟，在建筑造型上亦与当时的布萨会举行有关。○43

我们通过对部派佛教布萨制度的演变到敦煌简约布萨文的形成的探讨，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原始佛教的布萨制度，是在印度传统宗教习俗影响下而产生的说波罗提木叉。偈布萨的教授波罗提木叉与制立学处的威德波罗提木叉的区别，反映了原始佛教教团在自身方面建设的历程，制立学处的完善即教团建设的完善。而制立学处与半月说彼罗提木叉对佛教来说，是通过僧团全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羯磨，达到纯化僧团与正法久住。

 

二、律藏中对说波罗提木叉的仪轨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三类：

 

A.南传上座部的《律藏•大品》在序说中只有布萨作白与说序问清净。正说结束即为结说劝学。这种简单的布萨仪轨，是在部派佛教未分裂前最为古朴简练的说戒制度。

 

B.《僧伽戒本》、《五分戒本》、《十诵戒本》的布萨次第为:1.策励精进、2.问答和集、3.归敬赞叹、4.布萨作白、5.说序问清净、6.结说、7.七佛所说戒、8.尊重戒法、9.结说圆满。

 

C.《解脱戒经》、《四分戒本》、《根本有部戒经》的布萨次第为:1.明佛所教、2.策励精进、3.问答合集、4.归敬赞叹、5.布萨作白、6.说序问清净、7.正说部分、8.结说劝学、9.七佛偈、10.结说圆满、11.回向。

 

三、部派佛教的律藏对说波罗提木叉的记载，体现了佛陀在完善学处的诸种因缘、时节因缘的不同，布萨制度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半月说戒、结戒均在白二羯磨的前提下成立。律藏对说戒仪轨仅作了粗线条的规定。部派佛教的布萨仪轨到唐代道宣布萨仪轨的出现，实际是布萨次第仍然在不断完善。中土的佛教律学家，正是以律藏的说戒次第为基础，对说戒次第作了大量地补充。

 

中印佛教布萨次第的不同，亦表明了中印佛教教团形态的差异。印度律藏翔实记载原始佛教僧团的各个层面。比丘的头陀与兰若生活方式，在当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规模的集团性的生活，在原始佛教时期几乎并不多见。所以布萨制度的次第，佛陀只能根据不同的环境、时间等来规定说戒制度。这种非集团性的教团形态，决定了佛教说波罗提木叉次第的特点，即纲要性与适应性。

 

正如B.A.李特温斯基在《中亚佛教历史概况》(Outlin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中所指出:“中国佛教的教团形态，自道安以来(或许更早一些)，即是以集团性的生活为主，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生活，律仪制度是维系教团生命力的关键所在。”○44道安、道宣等大德所做的努力，就是在继承印度佛教律仪制度精神的基础上而完善与发展。这种对布萨律仪的完善，适应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总体需要。集团性的布萨法会，仪轨的庄严与隆重，不仅可以增长布萨者的道心，同时也让违戒者在庄严的法会上进行反省忏悔而清净，并通过系统而又庄严的布萨说戒，来增进全体僧伽的凝聚力。

 

四、原始佛教与中国佛教布萨次第的差异，亦反映了中印两国僧伽与国家关系的差异。原始佛教的布萨活动，仅仅为僧伽内部的羯磨行事，所有过程与内容均以纯化僧团与正法久住为目的。敦煌吐蕃时期布萨文中所见到的布萨行事则增加了对国家及“赞普”、“都督杜公”等人的祈福。

 

在印度的历史上，除了阿育王之外，国家权力对佛教教团事务的直接干涉并不多见。这与印度较少出现真正强有力的、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有关。中国的情况不同，自南北朝以来，国家对佛教教团就采取直接管理与干预。将对帝王等祈福的内容列为布萨行事当中，即证明了佛教教团在处理与王权关系的态度，而这种姿态一直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亦日益显示了佛教律仪在汉化过程中的诸种变异。

 

五、敦煌本的布萨文与声闻布萨文，揭示了敦煌佛教教团在布萨程式上的若干特点。僧俗共同布萨说戒的大乘布萨文，整个行事次第系统完整，是汉文献中少见的布萨内容。所诵的戒本为《梵网经菩萨戒本》，并将说戒功德亦回向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教思想在大乘布萨文中的出现，反映了布萨内容与净土信仰的结合，亦表明净土信仰在当时的流行之盛。

 

而声闻布萨文则出现了简化的倾向，可能受敦煌流行的略抄各种经律的影响，使得布萨文仅仅将道宣《行事钞》的布萨次第进行了去繁从简的处理。布萨次第从原始佛教的简约，经历了汉地的增补完备，再至敦煌的略抄出现，表明了敦煌佛教律仪意识的若干层面。

 

晚唐五代的中国佛教，是禅宗走向全盛的时代。禅林对戒律的取向较律寺时代有所变化，以清规为禅林修学生活的准则。宋代宗绩在《禅苑清规》中亦提及了读诵《四分律》与《梵网经》的必要，○45但无具体的执行程式。晚唐以后禅宗的崛起与清规的陆续问世，对此一时期中国佛教律仪制度的式微，应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