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马东来，佛教为中国带来众多改变，众多科技也经过发展后开花结果，有撰写《寒食散对疗》等医疗书籍的个人努力，也有为传播经典发展印刷术的团体贡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古代佛教与科技的良性关系值得深究与借鉴，因此本文选择一行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行在佛教方面贡献颇多，同时又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具有双重身份。

 

    “释门制历”事件中，一行参与历法制定中，所体现出来的佛教与科技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已有的研究中，1944年日本长部和雄著作《一行禅师之研究》中，以密宗为中心，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1984年，严敦杰以一行的天文工作为侧重，清晰地展现一行的一生，写成《一行禅师年谱》一文。2009年，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一文中，以一生的经历及其在天文和佛教上的工作，结合盛唐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使得本文能进一步深化研究一行参与制定历法的原因。

 

    沙门与天文历法

 

    帝王“受命于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天子的德行息息相关，因此历法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制定历法是国家最高天文机构的常规工作之一。开元十三年（725），一行未获得与天文相关的职位，以一位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编制《开元大衍历》，甚至连太史监南宫说也为其制历服务。对“释门制历”，现代解释认为与宗教身份无关，吴慧在其《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一文中，明确提出“释门制历”起决定作用的，是开元初年玄宗的政治主张和文化选择。该结论可以解释一行僧侣身份代表的意义，却无法厘清作为僧侣的一行为何具有深厚的天文学知识。开元六年（718），瞿昙悉达已经参与到历法的制定中，以此而言，天竺僧人瞿昙家族相较于一行，更有资格以僧侣身份入选到历法制定中。此外《宋高僧传》说一行“深达毗尼”，《佛遗教经》中明确说明“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一个严守戒律的人，为何会违背佛教的戒律精神去学习阴阳谶纬之学，因此“释门制历”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究。

 

    身具丰厚天文学知识的僧侣并非特例，在一行之前，佛教已有大量关于天文历算方面的积累，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包含大量天文学知识经典的译出，其中《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摩登伽经》、《时非时经》、《大方等大集经》等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如《摩登伽经》中就有大量星象学和时间计算内容。另一方面，来华的高僧带来大量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安息人安世高不仅是译经第一人，并且精通天文，“七耀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印度的医术星相带入中国，此后西域来华僧人层出不穷，大多都具有深厚的天文知识，以《梁高僧传》为例，其中记载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识运变，莫不该综”，康僧会不仅“明解三藏”，而且“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鸠摩罗什“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呪术，靡不该博”。这些高僧掌握各种天文知识，通过译经、教学等方式，在僧人当中代代相传，丰富了中国天文历算知识。

 

    此外，《隋书·经籍志三》中还著录有一些关于印度天文知识典籍：《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一卷。印度天文学著作，大多由佛教僧人翻译，如《婆罗门天文经》就是由达摩流支翻译。各种典籍的完善，以及佛门内部的传承，为一行参与制定历法提供了深厚的背景，也进一步说明佛教内部的计时具有久远的传承。

 

    戒律与历法推算

 

    今人研究，一行对政治并不热衷，对教派之争也不加留意，玄宗会选择他，与其算法高明关系密切。据长部和雄的研究，一行曾向学于道士尹崇、具体姓名无可考辨的天台山国清寺布算僧人，禅宗的普寂禅师、律宗的弘景禅师、玉泉天台系的惠真禅师、玉泉天台系的道一禅师、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等八名高学。这八人中，与算学有关的是国清寺无名僧人。《旧唐书·方伎传》中载一行求学无名僧人的动机是“求访师资，以穷大衍。”《宋高僧传》则说是喜欢“阴阳谶纬之学”。 大衍、阴阳谶纬之学都包含有历法，一行向无名僧人求学的是历法无疑。

 

    在此之前，一行在当阳山学律，从学的律师是当阳惠真，学完历法之后，一行又回到当阳山学律。一行学律中途学历法原因何在？《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中记有惠真生平，中有一事耐人寻味，惠真从义净手中获得律本仔细学习后，提出“始以五月十六日结夏安居”，众僧惊诧莫名，至善无畏三藏到达，指出“迦利底迦星合时”才是正确的安居时间。惠真自学戒律，推算出结夏安居的时间并非固定，而是要根据星辰变化决定，获得善无畏首肯，这样的做法在戒律中并非错误。除结夏之外，还有众多有时间要求的戒律，如诵戒、蓄物等都涉及计时问题。这些时间的细则，惠真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无视。他从义净手中获得律本，义净曾经盛赞“故西国相传云，观水观时是曰律师矣”。义净对计时的态度自然也会影响惠真，才出现惠真计算结夏安居时间的事件。

 

    另一例证计算历法在唐代是研究戒律必备之学，是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文中对于他理想中的祇园精舍，有一座“天下阴阳院”，可见其认为历法是必备技能之一。在其撰写《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之时已经注意到印度历法与中国历法的差别，宋人元照在为道宣的疏文做注时，更详细阐释了两者的差别，明确指出：

 

    如佛法春分，以腊月十六日为始者，须准阴阳历家。大寒是十二月中气，如是类例，十六日便为立春，克定步数，可知时分，故僧祇中令作脚影，此即是也，多论昼夜各分九时，僧祇日夕三十须臾，唐国晷漏箭为百刻。但因他本人对历法不够精通，只能是无奈地说“须准阴阳历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指出印度僧人须学五明，其中工巧明包含“伎术机关，阴阳历数”b。可见计算历法对于当时的印度高僧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许多来自印度的高僧也证明这一点，如一行曾参学过的善无畏应也是精通历法之人，在《开元释教录》中赞他“艺术技能无所不谙”，并且曾经对惠真的所推算的结夏时间做出过评判，一行的另一位恩师金刚智其父精通五明，家学渊源之下，精通历法也是理所当然。此外，同时代的菩提流支也是“阴阳历数”了如指掌。

 

    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到达长安，路过当阳的日期应在此前。一行开元二年前往国清寺求学历法，他的历法最初应是跟惠真学习，觉得有所不足才出外参学。惠真所学历法内容不清，碑记中记载其称呼火星为“迦利底迦星”，据此而言，其所学应是印度历法。一行在《大日经义记》卷3中提及“西方历法”并解释印度历中的大月小月和定朔法的设定，介绍昼夜六十时、二十七宿、九曜的含义，可见其对印度历法有过深入学习。开元二十一年，南宫说、瞿昙撰，等人联名上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新唐书》认为起因是瞿昙撰“怨不得预改历事”，测算结果是《大衍历》优于《九执历》。以此反推，一行最初从惠真学习印度历法，或与惠真推算结夏日期有关，觉得有所不足，因此又前往国清寺从无名僧人求学。惠真是天台玉泉系，与天台发源地天台山关系密切，一行的这次参学，是目的明确的出行。因此他对天文历法态度，绝非《高僧传》所说喜好阴阳谶纬之学，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4中，一行自述对历法的态度是为了“顺彼情机”，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一行最终学贯中印，测算出《大衍历》。

 

    《大衍历》的一大创新是打破传统历法关于晷长、漏刻和日食等的推算仅限于某一地点有效的局面，大胆尝试，使历法适用全国各地，这与文中分析其学历法目的，计算出与佛教戒律相符的历法一致。

 

    综上所述，一行学习历法，有两重目的，一是深研戒律，二是认为这是顺应众生需求的一种方便法门，因此佛教对历法的发展可以远追至佛陀时代。

 

    持戒与刻漏记时

 

    持戒过程中，涉及很多具体细节的操作，尤其是关于时间的问题，“非时”而作，便是犯戒。最著名的是“非时食”戒，《摩诃僧祇律》中说“非时者，若时过如发瞬、若草叶，过是名非时”，在明朝弘赞的《四分律名义标释》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并且明确指出，每年春秋分要重新量定时间，并且因为地理差异，每个地方采用当地时间计算。除日影法测算时间之外，还有前文提及的刻漏法。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若能奏请置之，深是僧家要事”，认为把握刻漏记时是出家人的一件大事。所以除测算年月的计时外，佛教还追求更细致的计时方式，一行经改进制作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与佛门修行有关系与否？

 

    浑天仪始创于西汉，东汉张衡改为漏水推动，此后历朝历代屡次改进，至唐代，一行与梁令瓒等人再次进行改进。《旧唐书·天文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浑天铜仪具有自动报时功能，该功能并非一行首创，在典籍记载中早有此事。宋人的《乐邦文稿》中提及，慧远曾经制作过十二叶木莲花，中间藏有机关，一个时辰折一叶，被人称为莲花漏。唐人神清赞其“晷景无差”，并在夹注部分指出慧要擅长机关，曾做木鸟能飞数百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印度的计时方法是漏水，铜碗底部开小孔放置在铜盆内，水漏满之后下沉，一碗即一鼓，四碗成一时，昼夜共八时。中国将一木分为百份，竖放于铜盆中，滴水渐满，借助浮力将木头浮出，上刻十二兽作为十二时辰标志。来自印度的计时方法给中国带来了冲击，佛教僧人为了使得自己的修行能够更精准，结合印度计漏刻对中国漏刻进行改良，莲花漏已经具有每个时辰自动报时的功效。

 

    此莲花漏在唐代开始传入民间，《唐语林校正》中载：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灵澈也是著名的律僧，著有《律宗源引》二十卷，他得到莲花漏之事，在一行圆寂后大约半个世纪，因此莲花漏应从东晋开始一直在寺院之中使用。在稍晚的9世纪，唐诗中出现了许多与莲花漏有关的诗句，最具代表性的是皮日休的《奉和鲁望同游北禅院》，诗载：“吟多几转莲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这首诗说明当时的禅院坐禅之时，用莲花漏计时，并且根据其计时功能进行焚香等宗教祭祀。一行的师承中，普寂、弘景皆是当时著名禅师，因此对禅院中的莲花漏有过密切接触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关于莲花漏的造型，现在已经不得而考，宋人燕肃对莲花漏进行改造，做出了更精密的莲华漏，在《青箱杂记》中说，它将原来百刻浮木分为四份，每份二十五刻，有六十四面，百刻分为千分。以此反窥，可见当时佛门的莲花漏优于普通的漏刻。到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皇宫中为了供佛制作出更精妙的漏刻，供佛的佛龛藏在漏壶中，时间到自动浮出水面，并且能自动击钟鼓报时，与一行建造的浑天铜仪大同小异。

 

    唐之前，佛教传来的大量典籍为“释门制历”一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僧人为了持戒修行，从东晋开始就不断将印度与中国的计时方法整合改进，进行巧妙构思，制造出更精美准确的计时器，为一行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基础，从而改良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

 

    一行以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与佛教从传入中国后，将印度与中国的历法融合关系密切。许多传自印度的历法到中国后不适用，引发种种错误，僧团需要统一的时间以方便制定计划，急需有人进行修正，此时，义净将印度取回的书籍赠送与惠真，一行承学于惠真得到印度历法的传承，又远赴天台山学习中国历法，集二者于一身，为后来的《大衍历》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计时仪器上，自东晋慧远开始，佛门莲花漏盛行于世，一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作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为佛门的持戒修行提供了具体的计时方法。以此而言，佛教不管从教义，或者从修持上，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