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如法师
共建“一带一路”提出10周年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其历史、发展、传播以及现代意义。在众多成果中,也不断提及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经两千年中国化佛教的积极作用。佛教经北印度、中亚、中国西域等地区传入中国,至长安并发展传播到全国。本文以唐代长安西明寺为对象,探讨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对印度文明的吸收、转化,以及将中国化佛教向四海传播的作用。
西明寺是显庆元年(656)唐高宗李治以李泰旧宅故址,为太子李弘祈福建寺,显庆三年(658)寺院建成。中国佛教对印度文明的吸收首先体现在对佛教经典的吸收上,唐帝国的安稳带来西明寺的鼎盛,在这一时期寺内高僧云集。众多高僧中首推玄奘,他和弟子嘉尚、普光在此翻译经典。其后又有义净、佛陀波利、善无畏续接其风,在西明寺译经立说。玄奘与西明寺的渊源自不必说,西明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落成。历史记载,玄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译出三部十五卷经。之后其他译经僧的工作相续不断,这些翻译工作的结果就是西明寺存在大量的典籍,乃至形成了历史上独有的西明藏。西明藏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中土著述的僧史、经集进行收录,在此之前的众多藏经虽然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是因后继无人无法发展,而西明寺因高僧云集得以传承。玄宗朝正式将中土著述入藏,至宋代收录禅宗语录,可以说西明藏成为后世藏经编修体系的里程碑。
西明寺对印度文明的吸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通过深刻理解后以符合中国人思维的方式阐述,也就是西明寺所体现出来的宗派佛教以及跨宗派的特性。所谓宗派佛教,是指在西明寺吸收印度佛教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中国特色宗派,其中有唯识宗、律宗、禅宗等,而跨宗派的特性,是指虽然西明寺具有这些宗派,却又不拘囿于宗派,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包容各个宗派。西明寺的佛学体系中有两条重要线索,即早期的玄奘—窥基唯识学一脉,与更具其自身特点的西明道宣南山律学传承。但容易为人所忽视的一面则是,西明寺还有被过于兴旺的律学传统所掩盖的禅学传承。这种禅学传承具有融合南北的趋势,它将长安与此后中国南方文化的中心——杭州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条由西明寺向浙江径山寺法系传承的孔道。西明寺自身的禅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曾在西明寺学律,后又从大通神秀禅师习禅的大福和尚。在此之后,还有曾在西明寺中驻锡过兼学南北禅的如海禅师,他是北宗神秀之后的三代弟子,又是四祖道信禅师之下旁出的牛头宗法融的第六代传人。另一位则是慧能之后三代弟子西明寺全证。此二人中,如海的师父玄素还有另外一位弟子,即径山寺初祖法钦(道钦)。法钦的弟子鸟窠道林也曾在西明寺中学习《华严经》。除此之外,西明寺高闲律师的弟子鉴宗,就是径山寺的第二代祖师,除了西明律学,他也传承了慧能以下第四代的禅法修行。随着唐“安史之乱”,西明寺也饱受摧残,寺僧从中央向边缘安全地带逃离,一批僧人逃离到敦煌,在敦煌传播西明寺的学说,这是西明寺唯识学的向西扩散。随着叛乱的平定,西明寺也再度中兴。而覆灭唐朝的黄巢之乱,也覆灭了西明寺,寺僧四散,部分僧人向南逃离,将西明寺的律学学风带到江南地带。
西明寺作为皇家大寺,不仅仅是佛教典籍翻译、义理传播的中心,还是同时期东亚佛教圈中举足轻重的文明交流中心。唐代长安寺庙众多,如中兴寺、龙兴寺、开元寺等组成寺院群,形成以长安为主的中国化佛教体系,还由此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北部,最终形成大乘佛教为主的汉传佛教文化圈。西明寺中不间断的翻译佛典的行为,是不断引进最新的佛教思想,并将其中国化的过程,吸引了来自东南亚的众多留学僧在西明寺学习与研究。留学僧中的佼佼者有空海、圆载等僧人,他们从异国他乡横渡大海到西明寺学习,并将西明寺学说带到日本。根据史料,西明寺的学风经历了三个阶段性变化:最初是玄奘的翻译系;接着是道宣、道世的编撰系;最后是善无畏的密宗系。日本僧人受这些学说的影响,回国开宗立派,如空海在长安师承惠果受“传法阿阇梨灌顶”,回国后开创了至今仍有强大影响力的真言宗。留学僧与西明寺的交往不止一代人,当空海圆寂后,他的弟子圆行为首众人又随遣唐使再次入唐求法,而众弟子中又有宗叡等人到西明寺求学游访。日本佛教对于西明寺的继承,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大安寺号称其建寺乃是以长安西明寺图为蓝本,而后者则又是以祇园精舍为模板,希望以此来构建一条上溯到印度的合法性来源。日本求法僧在西明寺中所获得的教义难题解答(“唐决”),取自西明寺的珍贵典籍,以及在西明寺中所获得的佛教义理与外典知识,都滥觞了日本佛教此后的发展。
西明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影响深远,它一方面接受西来的印度文明,又同时将长安城中的都市义理佛教推展到西陲边地;另一方面,它在整个佛教重心南倾之前,就已经与华南东部的佛教建立了联系,同时也与日本佛教形成千丝万缕的关联。西明寺一方面是宗教活动场所,满足佛教信众的信仰需求;另一方面,寺院中的绘画、书法、雕塑、园艺等又持久地吸引了僧俗二众。这就为僧俗之间的频繁社会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佛教的节庆、斋会行为,更是僧俗尤其是普通大众参与的重要场合。这从本质上,还是与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