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漫金山：大运河文化叙事与意象

时间：2023-12-05

一、引言

 

相较于车马劳顿的陆路，轻舟万里的水路优势明显，京杭大运河自开凿完成起，就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路径。随着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中国的南北方文化也随之交流沟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并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而是在漫长的时光中互相渗透、水滴石穿。观察大运河文化，如果从断代的角度，则大运河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固态而死板；只有从流动变化的角度观察，才能阐述大运河所带来的作用。本文以大运河文化叙事与意象的角度，对中国民间四大故事之《白蛇传》的水漫金山情节进行解读，以期展现大运河对中国文化交流发展的巨大作用。

 

京杭大运河一路上贯穿的水系中，镇江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这意味着镇江这一节点不仅沟通南北文化，还包含有东西文化（江南与西域）、海陆文化等其他因素，因此镇江能展现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化交流过程。水漫金山并非最初的故事情节，而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交融、吸收才形成，是大运河文化动态发展的结果。

 

对水漫金山乃至《白蛇传》的研究成果丰硕，或有追溯其故事起源及演变，或有探索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寓意，但是这些研究皆未将水漫金山放在大运河这一文化背景下分析。因此本文拟从大运河的视角，对水漫金山这一故事进行如下分析：以金山寺水陆法会神话因素为线索，探讨金山寺降蛇法会的发展，展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略述历史与故事中的水漫金山的存在，以及海陆文化交流；从水漫金山的故事管窥大运河打破南北方地域隔离与文化差异。

 

在以水漫金山这一故事观察大运河时，还必须注意到，经由历史、传说、寺院、高僧、法会等众多元素交织成的民间故事，固然能观察到文化交流发展的过程，但其中各个时代创作者加入的众多想象也极容易干扰到对历史的判断，因此研究过程中只能通过文化叙事的方式将历史缀合起来，而无法精准地将历史再现。

 

二、降蛇法会：金山寺水陆法会神话因素

 

以水陆法会神话因素为线索，探讨金山寺降蛇法会的发展，从敦煌文献到江南僧人文稿，从南朝梁武帝（464－549，在位502－549）到唐代的高僧，都存在降蛇的传说，而神话因素被民间故事吸收后，形成了金山寺特有的文化景观。

 

金山寺与降蛇最早的因缘来自梁武帝。以谢生保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P.2189大统三年（537）《东都发愿文》等仪规仪文的考证，从文中大量出现“一切四生”“弟子萧衍”等词，断定梁武帝设立法会为三界六道众生祈福一事，支持水陆法会起源于梁武帝时期。（谢生保：《敦煌文献与水陆法会》）其他敦煌文献中，有关“水陆法会”相关文献有北图7677、S.2144的《启请文》《散食文》；P.2255V《树幡文》；P.2058、S.4511、S.0663、P.2642的《结坛文》；P.2588《燃灯文》等，每一份仪文都有相应的作用。（对于仪文的判断和作用，学者历来意见不一，此处采用谢生保的判断。）因此梁武帝的《梁皇宝忏》是水陆法会最早的雏形。梁武帝在金山寺首设法会的缘由，宋代有两种说法：宗鉴（生年不明-1206）《释门正统》卷四说源于高僧托梦；张敦颐（生卒年不明）《六朝事迹编类》卷九则说梁武帝为追荐超度他的化蛇的王妃郗氏所修设。这二者虽然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不为研究者所采用，但是从文化叙事的角度而言，在宋代金山寺和南朝的降蛇法会建立了联系。

 

水漫金山这一个情节中的许多重要元素来自金山寺的降蛇故事。后世《白蛇传》中法海用钵困住白蛇，这一场景从佛教典籍到金山寺都有相应的记载。3世纪支谦（生卒年不明）翻译的《撰集百缘经》中有佛陀降伏毒蛇到钵中的故事，《金山志》中有高僧用钵降龙的记载。此外在唐代，金山寺又有高僧灵坦（生卒年不明）、裴头陀（生卒年不明）降蛇的传说。相传法海就是裴头陀，但一直有争议。

 

简而言之，佛陀降蛇、水陆法会、高僧降蛇的众多故事，在金山寺得到延续和发展，为《白蛇传》提供了故事创作的原型。而在东部江南的宗晓、张敦颐，和西部敦煌文献，二者之间虽然无直接联系，却都对水陆法会进行阐述，这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种证明。

 

三、历史与故事：水漫金山的存在

 

以大运河文化的视角观察，在《白蛇传》故事中，金山寺因具有“水陆法会”等“降蛇”的背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被选为降蛇的地点，而水陆法会又是海陆文化的一个交汇点。

 

在对大运河文化展开具体的叙事前，不妨对“水漫金山”一事进行溯源。水漫金山的故事来源，现在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白蛇传》故事发生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追溯史实可以发现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有过水漫金山的史实。在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20中，将这次水漫金山的起因归结于有人将龙卵藏于金山寺。金山寺地处大江中心之小岛，历史中自然不乏水漫金山之史实，而对照《白蛇传》之水漫金山情节求之史料，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历史演变成小说中的故事，又被文人吸收创作，影响历史。

 

水漫金山这一文化景观发源于宋代，完成于清代。《白蛇传》的研究众多，其版本流变早已有学者梳理，此处采用他们的成果进行简述。“白蛇传”的传说以明朝冯梦龙（1574-1646）在《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分水岭，其为目前最早且完整的“白蛇传”故事，但其中没有“水漫金山”这一情节。明代以前“白蛇传”的故事起源，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大部分的学者都较为认同“宋代说”。清代方成培（1713-1808）加入水漫金山环节，形成了大体统一的形式。这也意味着水漫金山文化景观构建的完成。

 

在宋代，不仅水漫金山的文化景观开始发源，海陆文化的交流也在金山寺的水陆法会中得到体现。《白蛇传》成型的同时代，宋元丰七至八年（1084-1085），佛印了元禅师住金山时，有海贾到金山寺设水陆法会，佛印亲自主持，影响颇巨，由此，“金山水陆”驰名。（宗晓：《施食通览》）海运的商贾到金山寺举行水陆法会祈福，这后面隐含的寓意即金山寺已经成为大运河文化带构建中，海陆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打破樊笼：地域隔离与文化差异

 

从水漫金山的故事而言，金山寺被选为《白蛇传》的发生地，还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交通不便的古代，中国地域被山川河流割分，每个区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由地域引起的文化差异在南北朝时期最明显。以佛教为例：南方重义理，重点探讨涅槃佛性、渐悟顿悟，三论学说盛行，另外有著名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北方重实修，偏重禅学、律学、净土等，注重开凿石窟，如云岗、龙门等。（参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南北方互相吸收影响，差异逐渐减小，最后形成文化交融。大运河并非一次性开通，主要在隋代完成，开通之后的作用，在隋代因为农民起义不明显，但是从唐代开始显现。至于宋代对江南有巨大影响，《白蛇传》中许宣（仙）从杭州发配到镇江，借助大运河只花一天时间就到达就是一个缩影。

 

大运河开通后的具体功用，绍华、朱偰等已详细论述，在此将其观点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发江南经济，漕运大量节约人力物力，使江南地区（如扬州等）沿岸城市能大力发展商业经济；二、增加江南人口，江南九州在隋炀帝时期不过12万户，到天宝年间有69万户。大运河带来的便利应当是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三、发展江南文化，苏州从白居易的时代起便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到宋代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绍华编：《大运河的变迁》、朱偰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

 

简而言之，至隋代，镇江成为大运河和长江的十字交叉口。从唐代开始，苏州和杭州可以通过大运河互相影响。因此，水漫金山理所当然地发生在这个水路四通八达的地界。

 

五、结语

 

相对于过去的学者从文化景观、《白蛇传》故事源流等角度考察水漫金山，本文从大运河视角观察水漫金山，得出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在江南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的视角下，可以发现梁武帝在位时所设立的为三界六道众生祈福法会，其文本在敦煌文献中仍有遗存。而通过对其他文献的追溯，宋代南方僧人与文人的文化叙事中，已经将梁武帝所举办的法会视为水陆法会的雏形，并与降蛇发生关联。

 

第二，至于宋代，处于江中的金山寺有水漫金山的史实，这一史实被文人墨客所采用而形成传说。同时海洋文化也和金山寺发生交集，金山寺的水陆开始成为海运商人所信任的法会。

 

第三，随着大运河的繁荣，江南的文化、经济、人口随之发展，消弭南北方差异。而这些发展又反作用于民间文学，从中体现出大运河的作用。而金山寺因其独特的“降蛇”文化传统，成为大运河文化中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大运河文化视角观察水漫金山，虽然无法以断代的角度精准描述历史，却可以用发展史观，描绘出大运河对南北文化、东西文化、海陆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的影响。